曹刿论战
十年春，齐师伐我。公将战。曹刿请见。其乡人曰：“肉食者谋之，又何间焉？”刿曰：“肉食者鄙，未能远谋。”乃入见。问：“何以战？”公曰：“衣食所安，弗敢专也，必以分人。”对曰：“小惠未徧，民弗从也。”公曰：“牺牲玉帛，弗敢加也，必以信。”对曰：“小信未孚，神弗福也。”公曰：“小大之狱，虽不能察，必以情。”对曰：“忠之属也。可以一战。战则请从。”（徧 同：遍)
公与之乘，战于长勺。公将鼓之。刿曰：“未可。”齐人三鼓。刿曰：“可矣。”齐师败绩。公将驰之。刿曰：“未可。”下视其辙，登轼而望之，曰：“可矣。”遂逐齐师。
既克，公问其故。对曰：“夫战，勇气也。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。彼竭我盈，故克之，夫大国，难测也，惧有伏焉。吾视其辙乱，望其旗靡，故逐之。”
“曹刿论战”译文及注释
译文
鲁庄公十年的春天，齐国军队攻打我们鲁国。鲁庄公将要迎战。曹刿请求拜见鲁庄公。他的同乡说：“当权的人自会谋划这件事，你又何必参与呢？”曹刿说：“当权的人目光短浅，不能深谋远虑。”于是入朝去见鲁庄公。曹刿问：“您凭借什么作战？”鲁庄公说：“衣食（这一类）养生的东西，我从来不敢独自专有，一定把它们分给身边的大臣。”曹刿回答说：“这种小恩小惠不能遍及百姓，老百姓是不会顺从您的。”鲁庄公说：“祭祀用的猪牛羊和玉器、丝织品等祭品，我从来不敢虚报夸大数目，一定对上天说实话。”曹刿说：“小小信用，不能取得神灵的信任，神灵是不会保佑您的。”鲁庄公说：“大大小小的诉讼案件，即使不能一一明察，但我一定根据实情（合理裁决）。”曹刿回答说：“这才尽了本职一类的事，可以（凭借这个条件）打一仗。如果作战，请允许我跟随您一同去。”
到了那一天，鲁庄公和曹刿同坐一辆战车，在长勺和齐军作战。鲁庄公将要下令击鼓进军。曹刿说：“现在不行。”等到齐军三次击鼓之后。曹刿说：“可以击鼓进军了。”齐军大败。鲁庄公又要下令驾车马追逐齐军。曹刿说：“还不行。”说完就下了战车，察看齐军车轮碾出的痕迹，又登上战车，扶着车前横木远望齐军的队形，这才说：“可以追击了。”于是追击齐军。
打了胜仗后，鲁庄公问他取胜的原因。曹刿回答说：“作战，靠的是士气。第一次击鼓能够振作士兵们的士气。第二次击鼓士兵们的士气就开始低落了，第三次击鼓士兵们的士气就耗尽了。他们的士气已经消失而我军的士气正旺盛，所以才战胜了他们。像齐国这样的大国，他们的情况是难以推测的，怕他们在那里设有伏兵。后来我看到他们的车轮的痕迹混乱了，望见他们的旗帜倒下了，所以下令追击他们。”
注释
曹刿（guì）：春秋时鲁国大夫。著名的军事理论家。
十年：鲁庄公十年（公元前684年）。
齐师：齐国的军队。齐，在今山东省中部。师，军队。
伐：攻打。
我：指鲁国。《左传》根据鲁史而写，故称鲁国为“我”。
公：诸侯的通称，这里指鲁庄公。
肉食者：吃肉的人，指当权者。
谋：谋议。
间（jiàn）：参与。
鄙：鄙陋，目光短浅。
乃：于是，就。
何以战：就是“以何战”，凭借什么作战？以，用，凭，靠。
衣食所安，弗敢专也：衣食这类养生的东西，不敢独自享用。安：有“养”的意思。弗：不。专：独自专有，个人专有。
必以分人：省略句，省略了"之"，完整的句子是“必以之分人”。一定把它分给别人。以，把。人：指鲁庄公身边的近臣或贵族。
遍：一作“徧”，遍及，普遍。
牺牲玉帛（bó）：古代祭祀用的祭品。牺牲，祭祀用的猪、牛、羊等。玉，玉器。帛，丝织品。
加：虚报夸大。
小信未孚（fú）：（这只是）小信用，未能让神灵信服。孚，使人信服。
福：名词作动词，赐福，保佑。
狱：（诉讼）案件。
察：明察。
情：实情。
忠之属也：这是尽了职分（的事情）。忠，尽力做好分内的事。属，种类。
可以一战：就是“可以之一战”，可以凭借这个条件打一仗。可，可以。以，凭借。
战则请从：（如果）作战，请允许（我）跟从去。从：随行，跟从。
公与之乘：鲁庄公和他共坐一辆战车。之，指曹刿。
长勺：鲁国地名，今山东莱芜东北。
败绩：军队溃败。
驰：驱车追赶。
辙（zhé）：车轮碾出的痕迹。
轼：古代车厢前做扶手的横木。
遂：于是，就。
逐：追赶，这里指追击。
既克：已经战胜。既，已经。
夫战，勇气也：作战，（是靠）敢作敢为毫不畏惧的气概。夫（fú），放在句首，表示将发议论，没有实际意义。
一鼓作气：第一次击鼓能振作士气。作，振作。
再：第二次。
三：第三次。
彼竭我盈：他们的勇气已尽，我们的勇气正盛。彼，代词，指齐军方面。盈，充沛，饱满，这里指士气旺盛。
难测：难以推测。测，推测，估计。
伏：埋伏。
靡（mǐ）：倒下。
曹刿论战：选自《左传·庄公十年》。题目是（教材编写者）后加的。
“曹刿论战”鉴赏
赏析
战争题材在《左传》中写得最好，详略得当，而且都有声有色，这篇文章就是一例。曹刿论战以“肉食者鄙”即当官的见识浅薄，不能考虑周全为理论基础，而他的深谋远虑开始的出发点是鲁庄公能否以百姓利益为重，所以他并不看重鲁庄公对侍从施舍小恩惠和祭神的诚实，而非常注重鲁庄公以民情审判大大小小的案件，认为这属于对百姓忠心，可以一战。
面对实力强大的齐国军队，曹刿没有贸然行事，当齐军三次击鼓进军，才建议击鼓，一鼓作气，战胜齐军于长勺，这件事也成为以弱胜强的典范。《左传》对这场战争没有细致的描绘，简单地用曹刿的“未可”“可矣”概括了战争的经过，以便使战前战后的论战更加突出。如果说战前论战体现了曹刿的以民为战争之本的基本战略思想，那么，战后论战则体现了他的战术思想，“一鼓作气”成为作战打仗的经典理论。不过他不是只凭借勇力，“夫大国难测也，惧有伏焉。吾视其辙乱，望其旗靡，故逐之”，则体现了他谨慎的态度。
本文意在表现曹刿的“远谋”，故紧紧围绕“论战”来选取材料。第一段通过曹刿与鲁庄公的对话，强调人心向背是取决于战争胜负的首要条件，突出了曹刿“取信于民”的战略思想；第二段简述曹刿指挥鲁军进行反攻、追击和最后取得胜利的过程，显示曹刿的军事指挥才能，为下文分析取胜原因作伏笔；第三段论述取胜的原因，突出曹刿善于抓住战机，谨慎而又果断的战术思想。全文叙事清楚，详略得当，人物对话准确生动，要言不烦，是《左传》中脍炙人口的名篇。
题解
“曹刿论战”意思是曹刿论述作战的道理，表明文章的重点不在记叙战斗情况，而在记叙曹刿“论”战略、战术。“战”指齐鲁之间的“长勺之战”。题目概括了文章的主要内容。
《春秋》是古代中国的儒家典籍，被列为“五经”之一。《春秋》是鲁国的编年史，据传是由孔子修订的。书中用于记事的语言极为简练，然而几乎每个句子都暗含褒贬之意，被后人称为“春秋笔法”。由于《春秋》的记事过于简略，因而后来出现了很多对《春秋》所记载的历史进行详细记录的“传”，较为有名的是被称为“春秋三传”的《左传》、《公羊传》和《榖梁传》。《春秋》中的文字非常简练，事件的记载很简略，但242年间诸侯攻伐、盟会、篡弑及祭祀、灾异礼俗等，都有记载。它所记鲁国十二代的世次年代，完全正确，所载日食与西方学者所著《蚀经》比较，互相符合的有30多次，足证《春秋》并非古人凭空虚撰，可以定为信史。然而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，它在文字上难免有论脱增窜之类的问题。 因此后来一批文学家就开始为它作注。《春秋》最初原文仅18000多字，现存版本则只有16000多字。在语言上极为精练，遣词井然有序。就因文字过于简质，后人不易理解，所以诠释之作相继出现，对书中的记载进行解释和说明，称之为“传”。其中注解最好的为左丘明《春秋左氏传》，公羊高《春秋公羊传》，榖梁赤《春秋榖梁传》。现今流传下来的只剩下左丘明《春秋左氏传》。
相传是春秋末期的鲁国盲史官左丘明所著。有许多学者持怀疑态度。很多人都认为写《左传》的左氏并非左丘明。近人认为，成书时间大约在战国中期（前4世纪中叶），是由战国时的一些学者编撰而成，其中主要部分可能是左丘明所写。 但也有可能不是左丘明而是其他战国时人编写。
此文收录于沪教版七年级下第30课、人教版九年级下册第21课、语文版八年级上册第27课、北京课改版八年级上册25课、五四版九年级下册第19课、鲁教版九年级下册第19课、苏教版九年级下册第13课、长春版九年级上册第10课。
解析
本文记叙的齐鲁长勺之战，是鲁国抵抗齐国进攻的一次战役。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，但却说明了战略防御的原则，是中国战争史中因为主观指导的正确，后发制人，以小敌大、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。毛泽东同志在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》一文中说过：“春秋时候，鲁与齐战，鲁庄公起初不待齐军疲惫就要出战，后来被曹刿阻止了，采取了‘敌疲我打’的方针，打胜了齐军，造成了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的战例。”“当时的情况是弱国抵抗强国。文中指出了战前的政治准备——取信于民；叙述了利于转入反攻的阵地——长勺；叙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——彼竭我盈之时；叙述了追击开始的时机——辙乱旗靡之时。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，却同时是说的战略防御的原则。”毛泽东同志这段精辟而深入的分析，是我们研究本篇作品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，它把古人某些片断的感性认识和军事实践经验，经过去粗取精，去伪存真，上升为系统的军事理论，为我们树立了批判继承、古为今用的光辉范例。
写作特点
1、中心突出，详略得当。
这是一篇记叙战争的短文，但重点不是记叙战争的经过，而是着重写曹刿的“论战”，凡是与表现主题无关的枝节就尽量省略。如第一段写曹刿谒见庄公，进见的细节一概省略了，劈头就问“何以战”；第二段对战场的复杂情况及“未可”、“可矣”的理由均略而不写，留待后面补叙，就更能突出“论战”的见解；第三段只用“公问其故”代替了鲁庄公一系列问话。但文章对战前战后反映曹刿战略见解的谈话，则详加叙述，因为战前是分析有无克敌制胜的条件，战后是总结以弱胜强的原因，这些都是围绕主题写的，全文自始至终突出了“论”字，使人对长勺之战的胜败得失的原因一目了然。
2、结构严谨，前后照应。
全文只用二百二十二字，就把战争的开始、发展、高潮和结局记述得清清楚楚。第一段写战前准备，第二段写战时经过，第三段写战后总结，事态发展清晰，文章脉络分明。段与段之间的过渡也非常自然，第一段的结尾“战则请从”与第二段的“公与之乘”衔接，第二段的结尾“遂逐齐师”与第三段的“既克”衔接，三个段落层层递进，环环相扣，浑然一体。此外，文章前后的照应也十分紧密。以第二段与第三段为例，“三而竭”与上段“齐人三鼓”相照应；“吾视其辙乱”与“下视其辙”相照应；“望其旗靡”与“登轼而望之”相照应；“故克之”与“齐师败绩”相照应；“故逐之”与“遂逐齐师”相照应。第二段只写“其然”，第三段补写“所以然”，一记一议、一实一虚，前后照应，相辅相成。
3、用对话交代情节和刻画人物。
曹刿与其乡人的对话，说明了曹刿是一个关心国事而有远谋的人物。在交代战前准备时，详细地写了曹刿与鲁庄公的三次对话，通过对话揭示出鲁庄公昏庸无知，曹刿深谋远虑。写战役经过，作者虽只写了曹刿两次说的“未可”、“可矣”的简单话语，但却形象地表现了曹刿成竹在胸、待机而动的思想性格。最后由“公问其故”又引出曹刿对战争的一大段议论，表现出曹刿的可贵的军事见解。
创作背景
本篇选文又题作“齐鲁长勺之战”或“长勺之战”。《曹刿论战》记载了发生在公元前684年鲁国与齐国的一场战争。
主题
本文以曹刿为主、鲁庄公为宾，通过他们有关齐、鲁战争问题的对话，阐明弱国在对强国的战争中所采取的战略原则，即政治上取信于民，军事上后发制人等。
本文对战争原因和战前双方部署等都略而不写，对战争过程也只是用“齐人三鼓”“齐师败绩”“遂逐齐师”十二字做了交代，但对曹刿与鲁庄公的对话写得很详尽。本文通过写曹刿对长勺之战的论述以及弱鲁战胜强齐的史实，表现了曹刿卓越的政治才能和军事才能，说明了只有取信于民和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，把握好作战时机，才能取得战争胜利的道理。
分析
全文共分三段。
第一段(从开头至“战则请从”)：写战前的政治准备——取信于民。
这一段可分两层。第一层写曹刿求见鲁庄公的原因。开头先点明事态发生的时间，接着指出的是“齐师伐我”，说明战争是由齐国进攻鲁国而引起的，鲁庄公准备抵抗。以上对形势扼要的介绍，为曹刿的请见、论战交代了必要的背景。大军压境，曹刿准备参战，作者通过曹刿与其“乡人”的对话，一方面揭示了鲁国当权者鄙陋寡见、尸位素餐的情况，为后文鲁庄公在战斗中瞎指挥作了铺垫；另方面显示了曹刿关心国事，同时也暗示了他是一个有远谋的人。第二层记述曹刿要庄公作好战前的政治准备，这是本段的重点。曹刿谒见鲁庄公，劈头就问“何以战”，抓住了作好战前政治准备这一决定胜败的关键问题。鲁庄公在曹刿的一再启发下，依次提出了贵族支持、鬼神保佑和察狱以情三个条件，曹刿否定了前两条，肯定了后一条。在曹刿看来，战争的胜负既不取决于贵族的支持，也不取决于神明的保佑，而是决定于“取信于民”。他认为察狱以情是“忠之属也”，“忠”是尽职于民，于是肯定“可以一战”。曹刿重视民心得失与战争胜负关系的思想，确实比“肉食者”高明。但和我们今天依靠人民的力量进行人民战争的思想是有本质区别的。
第二段(从“公与之乘”至“遂逐齐师”)：写曹刿指挥鲁军战胜齐军的经过。
曹刿“取信于民”的见解，得到了庄公的赞同，“公与之乘”，说明了庄公对曹刿的信任与器重。文中先交代了利于鲁国反攻的阵地，长勺在鲁国境内，对鲁国来说，地形地物熟悉，便于得到人力支援和物资供给，在士气上也利于鲁国向有利方面转化。接着是对这次战役经过的具体记叙，重点写了“击鼓”和“逐师”两件事。写曹刿指挥鲁军在“齐人三鼓”之后才开始反攻，写曹刿在观察了齐军败逃的情况之后才决定追击，都记叙得非常简略。这样写，一则符合实情(酣战中鲁庄公无暇问及，曹刿了不可能多发议论)，一则此中道理正是曹刿论战的中心，留待后文集中阐述，更见突出。“公将鼓之”、“公将驰之”，说明了鲁庄公急躁冒进；曹刿的两个“未可”、两个“可矣”，表现了曹刿胸有成竹，沉着思断，善于捕捉于反攻和追击的时机。
第三段(从“既克”至结尾)：写曹刿论述赢得战役胜利的原因。是本文的中心。
“既克”二字，意味着战役的高潮已经过去，气氛顿时缓和下来，该是莫名其妙的鲁庄公问一个究竟的时候了。曹刿的回答可分为两方面。一是论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——彼竭我盈之时：鲁军按兵不动，养精蓄锐。齐军第一次击鼓进军，士气正旺；第二次击鼓，士气开始低落；第三次击鼓，士气已经完全衰竭。在此关键时刻，曹刿采取“敌疲我打”的方针，终于化劣势为优势。二是论述了追击开始的时机——辙乱旗靡之时：鲁军虽然取得了反攻的初步胜利，但曹刿并未轻敌，“夫大国，难测也，惧有伏焉”，反映了曹刿随时没有忘记自己是以小敌大，以弱敌强。兵不厌诈，不可不提高警惕。曹刿亲自察看敌情，发现敌军“辙乱”、“旗靡”，确认了齐军是狼狈逃窜，溃不成军，才乘胜追击，终于取得了战役的胜利。
综上分析，本文通过赞扬曹刿的远谋，说明了在战争中如何正确运用战略防御原则——只有“取信于民”，实行“敌疲我打”的正确方针，选择反攻和追击的有利时机，才能以小敌大，以弱胜强。
重点
重点写曹刿“论战”，而不是战争经过。并通过对话突出了曹刿的政治远见和军事才能，将曹刿和鲁庄公作对比，突出了曹刿以上两个特点。虽然鲁庄公没有远见的才能，但是他能做到不耻下问，虚心的向曹刿请教。
左丘明简介
先秦·左丘明的简介
丘明（姓姜，氏丘，名明），华夏人，生于前502年，死于前422年，享年80岁。丘穆公吕印的后代。本名丘明，因其先祖曾任楚国的左史官，故在姓前添“左”字，故称左史官丘明先生，世称“左丘明”，后为鲁国太史 。左氏世为鲁国太史，至丘明则约与孔子（前551-479）同时，而年辈稍晚。他是当时著名史家、学者与思想家，著有《春秋左氏传》、《国语》等。他左丘明的最重要贡献在于其所著《春秋左氏传》与《国语》二书。左氏家族世为太史，左丘明又与孔子一起“如周，观书于周史”，故熟悉诸国史事，并深刻理解孔子思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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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子世家赞
太史公曰：《诗》有之：“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。”虽不能至，然心乡往之。余读孔氏书，想见其为人。适鲁，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，诸生以时习礼其家，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。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，当时则荣，没则已焉。孔子布衣，传十余世，学者宗之。自天子王侯，中国言《六艺》者折中于夫子，可谓至圣矣！
原道
博爱之谓仁，行而宜之之谓义，由是而之焉之谓道，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。仁与义为定名，道与德为虚位。故道有君子小人，而德有凶有吉。老子之小仁义，非毁之也，其见者小也。坐井而观天，曰天小者，非天小也。彼以煦煦为仁，孑孑为义，其小之也则宜。其所谓道，道其所道，非吾所谓道也。其所谓德，德其所德，非吾所谓德也。凡吾所谓道德云者，合仁与义言之也，天下之公言也。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，去仁与义言之也，一人之私言也。
周道衰，孔子没，火于秦，黄老于汉，佛于晋、魏、梁、隋之间。其言道德仁义者，不入于杨，则归于墨；不入于老，则归于佛。入于彼，必出于此。入者主之，出者奴之；入者附之，出者污之。噫！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，孰从而听之？老者曰：“孔子，吾师之弟子也。”佛者曰：“孔子，吾师之弟子也。”为孔子者，习闻其说，乐其诞而自小也，亦曰“吾师亦尝师之”云尔。不惟举之于口，而又笔之于其书。噫！后之人虽欲闻仁义道德之说，其孰从而求之？
甚矣，人之好怪也，不求其端，不讯其末，惟怪之欲闻。古之为民者四，今之为民者六。古之教者处其一，今之教者处其三。农之家一，而食粟之家六。工之家一，而用器之家六。贾之家一，而资焉之家六。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？
古之时，人之害多矣。有圣人者立，然后教之以相生相养之道。为之君，为之师。驱其虫蛇禽兽，而处之中土。寒然后为之衣，饥然后为之食。木处而颠，土处而病也，然后为之宫室。为之工以赡其器用，为之贾以通其有无，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，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，为之礼以次其先后，为之乐以宣其湮郁，为之政以率其怠倦，为之刑以锄其强梗。相欺也，为之符、玺、斗斛、权衡以信之。相夺也，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。害至而为之备，患生而为之防。今其言曰：“圣人不死，大盗不止。剖斗折衡，而民不争。”呜呼！其亦不思而已矣。如古之无圣人，人之类灭久矣。何也？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也，无爪牙以争食也。
是故君者，出令者也；臣者，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；民者，出粟米麻丝，作器皿，通货财，以事其上者也。君不出令，则失其所以为君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，则失其所以为臣；民不出粟米麻丝，作器皿，通货财，以事其上，则诛。今其法曰，必弃而君臣，去而父子，禁而相生相养之道，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。呜呼！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后，不见黜于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也。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，不见正于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也。
帝之与王，其号虽殊，其所以为圣一也。夏葛而冬裘，渴饮而饥食，其事虽殊，其所以为智一也。今其言曰：“曷不为太古之无事”？”是亦责冬之裘者曰：“曷不为葛之之易也？”责饥之食者曰：“曷不为饮之之易也？”传曰：“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；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。”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，将以有为也。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，灭其天常，子焉而不父其父，臣焉而不君其君，民焉而不事其事。孔子之作《春秋》也，诸侯用夷礼则夷之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。经曰：“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诸夏之亡。”《诗》曰：戎狄是膺，荆舒是惩”今也举夷狄之法，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，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？
夫所谓先王之教者，何也？博爱之谓仁，行而宜之之谓义。由是而之焉之谓道。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。其文：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；其法：礼、乐、刑、政；其民：士、农、工、贾；其位：君臣、父子、师友、宾主、昆弟、夫妇；其服：麻、丝；其居：宫、室；其食：粟米、果蔬、鱼肉。其为道易明，而其为教易行也。是故以之为己，则顺而祥；以之为人，则爱而公；以之为心，则和而平；以之为天下国家，无所处而不当。是故生则得其情，死则尽其常。效焉而天神假，庙焉而人鬼飨。曰：“斯道也，何道也？”曰：“斯吾所谓道也，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。尧以是传之舜，舜以是传之禹，禹以是传之汤，汤以是传之文、武、周公，文、武、周公传之孔子，孔子传之孟轲，轲之死，不得其传焉。荀与扬也，择焉而不精，语焉而不详。由周公而上，上而为君，故其事行。由周公而下，下而为臣，故其说长。然则如之何而可也？曰：“不塞不流，不止不行。人其人，火其书，庐其居。明先王之道以道之，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。其亦庶乎其可也！”
豫让论
士君子立身事主，既名知己，则当竭尽智谋，忠告善道，销患于未形，保治于未然，俾身全而主安。生为名臣，死为上鬼，垂光百世，照耀简策，斯为美也。苟遇知己，不能扶危为未乱之先，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;钓名沽誉，眩世骇俗，由君子观之，皆所不取也。
盖尝因而论之：豫让臣事智伯，及赵襄子杀智伯，让为之报仇。声名烈烈，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义士也。呜呼!让之死固忠矣，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——何也?观其漆身吞炭，谓其友曰：“凡吾所为者极难，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。”谓非忠可乎?及观其斩衣三跃，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，而独死于智伯。让应曰：“中行氏以众人待我，我故以众人报之;智伯以国士待我，我故以国士报之。”即此而论，让馀徐憾矣。
段规之事韩康，任章之事魏献，未闻以国士待之也;而规也章也，力劝其主从智伯之请，与之地以骄其志，而速其亡也 。郄疵之事智伯，亦未尝以国士待之也;而疵能察韩、魏之情以谏智伯。虽不用其言以至灭亡，而疵之智谋忠告，已无愧于心也。让既自谓智伯待以国士矣，国士——济国之上也。当伯请地无厌之日，纵欲荒暴之时，为让者正宜陈力就列，谆谆然而告之日：“诸侯大夫各安分地，无相侵夺，古之制也。今无故而取地于人，人不与，而吾之忿心必生;与之，则吾之骄心以起。忿必争，争必败;骄必傲，傲必亡”。谆切恳至，谏不从，再谏之，再谏不从，三谏之。三谏不从，移其伏剑之死，死于是日。伯虽顽冥不灵，感其至诚，庶几复悟。和韩、魏，释赵围，保全智宗，守其祭祀。若然，则让虽死犹生也，岂不胜于斩衣而死乎?
让于此时，曾无一语开悟主心，视伯之危亡，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。袖手旁观，坐待成败，国士之报，曾若是乎?智伯既死，而乃不胜血气之悻悻，甘自附于刺客之流。何足道哉，何足道哉!虽然，以国士而论，豫让固不足以当矣;彼朝为仇敌，暮为君臣，腆然而自得者，又让之罪人也。噫!
驳复仇议
臣伏见天后时，有同州下邽人徐元庆者，父爽为县吏赵师韫所杀，卒能手刃父仇，束身归罪。当时谏臣陈子昂建议诛之而旌其闾；且请“编之于令，永为国典”。臣窃独过之。
臣闻礼之大本，以防乱也。若曰无为贼虐，凡为子者杀无赦。刑之大本，亦以防乱也。若曰无为贼虐，凡为理者杀无赦。其本则合，其用则异，旌与诛莫得而并焉。诛其可旌，兹谓滥；黩刑甚矣。旌其可诛，兹谓僭；坏礼甚矣。果以是示于天下，传于后代，趋义者不知所向，违害者不知所立，以是为典可乎？盖圣人之制，穷理以定赏罚，本情以正褒贬，统于一而已矣。
向使刺谳其诚伪，考正其曲直，原始而求其端，则刑礼之用，判然离矣。何者？若元庆之父，不陷于公罪，师韫之诛，独以其私怨，奋其吏气，虐于非辜，州牧不知罪，刑官不知问，上下蒙冒，吁号不闻；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，枕戈为得礼，处心积虑，以冲仇人之胸，介然自克，即死无憾，是守礼而行义也。执事者宜有惭色，将谢之不暇，而又何诛焉？
其或元庆之父，不免于罪，师韫之诛，不愆于法，是非死于吏也，是死于法也。法其可仇乎？仇天子之法，而戕奉法之吏，是悖骜而凌上也。执而诛之，所以正邦典，而又何旌焉？
且其议曰：“人必有子，子必有亲，亲亲相仇，其乱谁救？”是惑于礼也甚矣。礼之所谓仇者，盖其冤抑沉痛而号无告也；非谓抵罪触法，陷于大戮。而曰“彼杀之，我乃杀之”。不议曲直，暴寡胁弱而已。其非经背圣，不亦甚哉！
《周礼》：“调人，掌司万人之仇。凡杀人而义者，令勿仇；仇之则死。有反杀者，邦国交仇之。”又安得亲亲相仇也？《春秋公羊传》曰：“父不受诛，子复仇可也。父受诛，子复仇，此推刃之道，复仇不除害。”今若取此以断两下相杀，则合于礼矣。且夫不忘仇，孝也；不爱死，义也。元庆能不越于礼，服孝死义，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。夫达理闻道之人，岂其以王法为敌仇者哉？议者反以为戮，黩刑坏礼，其不可以为典，明矣。
请下臣议附于令。有断斯狱者，不宜以前议从事。谨议。
游侠列传序
韩子曰：“儒以文乱法，而侠以武犯禁。”二者皆讥，而学士多称于世云。至如以术取宰相、卿、大夫，辅翼其世主，功名俱著于《春秋》，固无可言者。及若季次、原宪，闾巷人也，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，义不苟合当世，当世亦笑之。故季次、原宪，终身空室蓬户，褐衣疏食不厌。死而已四百余年，而弟子志之不倦。今游侠，其行虽不轨于正义，然其言必信，其行必果，已诺必诚，不爱其躯，赴士之厄困，既已存亡死生矣，而不矜其能。羞伐其德。盖亦有足多者焉。
且缓急，人之所时有也。太史公曰：昔者虞舜窘于井廪，伊尹负于鼎俎，傅说匿于傅险，吕尚困于棘津，夷吾桎梏，百里饭牛，仲尼畏匡，菜色陈、蔡。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，犹然遭此灾，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?其遇害何可胜道哉!鄙人有言曰：“何知仁义，已享其利者为有德。”故伯夷丑周，饿死首阳山，而文、武不以其故贬王；跖跻暴戾，其徒诵义无穷。由此观之，“窃钩者诛，窃国者侯；侯之门，仁义存。”非虚言也。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，久孤于世，岂若卑论侪俗，与世浮沉而取荣名哉!而布衣之徒，设取予然诺，千里诵义，为死不顾世。此亦有所长，非苟而已也。故士穷窘而得委命，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?诚使乡曲之侠，予季次、原宪比权量力，效功于当世，不同日而论矣。要以功见言信，侠客之义，又曷可少哉!
古布衣之侠，靡得而闻已。近世延陵、孟尝、春申、平原、信陵之徒，皆因王者亲属，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，招天下贤者，显名诸侯，不可谓不贤者矣。比如顺风而呼，声非加疾，其势激也。至如闾巷之侠，修行砥名，声施于天下，莫不称贤，是为难耳!然儒、墨皆排摈不载。自秦以前，匹夫之侠，湮灭不见，余甚恨之。以余所闻，汉兴，有朱家、田仲、王公、剧孟、郭解之徒，虽时扞当世之文罔，然其私义，廉洁退让，有足称者。名不虚立，士不虚附。至如朋党宗强比周，设财役贫，豪暴侵凌孤弱，恣欲自快，游侠亦丑之。余悲世俗不察其意，而猥以朱家、郭解等，令与豪暴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