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赠黎安二生序

[宋代]:曾巩

赵郡苏轼,余之同年友也。自蜀以书至京师遗余,称蜀之士,曰黎生、安生者。既而黎生携其文数十万言,安生携其文亦数千言,辱以顾余。读其文,诚闳壮隽伟,善反复驰骋,穷尽事理;而其材力之放纵,若不可极者也。二生固可谓魁奇特起之士,而苏君固可谓善知人者也。

顷之,黎生补江陵府司法参军。将行,请予言以为赠。余曰:「余之知生,既得之于心矣,乃将以言相求于外邪?」黎生曰:「生与安生之学于斯文,里之人皆笑以为迂阔。今求子之言,盖将解惑于里人。」余闻之,自顾而笑。

夫世之迂阔,孰有甚于予乎?知信乎古,而不知合乎世;知志乎道,而不知同乎俗。此余所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。世之迂阔,孰有甚于予乎?今生之迂,特以文不近俗,迂之小者耳,患为笑于里之人。若余之迂大矣,使生持吾言而归,且重得罪,庸讵止于笑乎?

然则若余之于生,将何言哉?谓余之迂为善,则其患若此;谓为不善,则有以合乎世,必违乎古,有以同乎俗,必离乎道矣。生其无急于解里人之惑,则于是焉,必能择而取之。

遂书以赠二生,并示苏君,以为何如也?


“赠黎安二生序”译文及注释

译文

赵郡苏轼,是我同年中考的朋友。他从四川写信到京师给我,称道四川的两位叫黎生和安生的年青人。不久,黎生携带了他的几十万字的文章,安生也携带了他的几千字的文章,屈尊来拜访我。我读了他们的文章,的确是宽广雄壮、意味深长,善于照应,气势奔放,充分表达了事实和道理,而他们的才力豪放纵逸,好似没有尽头。二生固然可以算得是魁首、奇特和崛起的读书人,苏君因此也可以说是善于知晓人才的人了。

不久,黎生补缺江陵府的司法参军,即将远行的时候,请我以言相赠。我说:“我知道你,已经在内心深处留下你的印象了,还需要在形式上用语言加以表达吗?”黎生说:“我和安生都学习这种骈文,同乡都讥笑我们,认为不切合实际。现在请求您赠言,是想解除同乡邻里的看法。”我听了这些话,连自己都克制不住笑了。

世间不切合实际的人,还有比我更严重的吗?只知道相信古人,却不知道符合世俗;只知道记住圣贤之道,却不知道与世俗同流合污。这就是我现在还遭受困厄的缘故,而且自己还不知道啊!世间不切合实际的人,还有比我更严重的吗?如今您的不切实际,仅仅是由于文章不接近世俗,这不过是不切合实际中的小事罢了,担忧同乡讥笑。像我的不切合实际可就大了,假使你拿着我的文章归去,将要重重的得罪他人,哪里还只是被讥笑?那么像我这样的人,对于你们将要说些什么呢?如果说我的不切合实际算好,那么它的后患就是这样;如果说它不好,那么就可以符合世俗,必定违背古人,就要随同世俗,必定背离圣贤之道了。你还是不要急于解除同乡的疑惑,那么这样,必定能够选择而取其正确的途径。

于是,我书写这些话来赠送给两位,并给苏君看看,认为我们的话怎么样呢?

注释

赵郡:即赵州,治所在今河北赵县。苏轼,字子瞻,号东坡。四川眉山人,宋代著名文学家,因祖籍是赵郡,所以作者称赵郡苏轼。

同年:同年中考的人。曾巩和苏轼都是宋仁宗嘉祐二年进士。

遗(wèi):赠予。

黎生、安生:生平不详。

辱:谦词。这里是屈尊的意思。

闳(hóng):宏大。

隽(juàn):意味深长。

顷之:不久。

补:充任。司法参军:官名,掌刑法。

迂阔:迂远而不切实际。

道:指圣人之道,即儒家学说。

庸讵(jù):岂,难道,怎么。

择而取之:指在古文、道与时文,世俗之间的选择。

“赠黎安二生序”鉴赏

赏析

这是曾巩撰写给同年好友苏轼推荐的两位青年 (黎生和安生) 的赠序。作者针对黎生提出的写作古文遭到时人非议讥笑一事,表明自己的见解,委婉地告诫黎、安二生不要因怕他人嘲笑就迎合世俗,放弃自己的原则,热情鼓励他们要有勇气走自己的路。

全文一共共分三段。首段叙述黎、安的来历。黎、安二生都为蜀人, 但并不曾与曾巩相识。作者曲尽笔意先写好友苏轼来信引荐之故,“赵郡苏轼,予之同年友也。自蜀以书至京师遗予, 称蜀之士曰黎生、安生者。”曾巩和苏轼都是宋仁宗嘉祐二年进士, 又都是文坛上两颗相映生辉的星座, 苏君的推荐是曾巩留意黎生、安生二人的重要原因, 并非无故牵扯。不久,黎、安二生就各持其文来见曾巩, 于是作者读黎生“数十万言”, 安生“数千言”的文章, 感到二人文章实在是“闳壮隽伟, 善反复驰骋, 穷尽事理,而其材力之放纵, 若不可极者也”, 给予了很高评价。且由文及人, 想到黎、安二生确是“魁奇特起之士”,而苏轼也如伯乐识马, 善荐才子, 令作者感喟。

第二段继由黎生之口,提出了迂滞疏阔——不合时宜、不切实际的问题。但作者题目云赠“二生”, 文中却单提参军黎生求赠言, 因“黎生补江陵府司法参军, 将行, 请予言以为赠”, 作者便说既然已经心契相知, 就不需要写序言表达出来。 于是从黎生的答话中牵引出安生, 实际上这是补救之笔,关键是道出了文章的主旨“迂阔”。“生与安生之学于斯文, 里之人皆笑以为迂阔。今求子之言, 盖将解惑于里人。”至此, 将赠言之故委婉表达,而作者闻言之后, 感触颇深, 因其笑迂阔一语, 即从“迂”字生情, 将己扯入,而“世之迂阔, 孰有甚于予乎?”作者将自己的迂阔概括为知信古而不知合世, 知志道而不知同俗, 说似自嘲, 实则自况, 是对自己人生态度的肯定。作者因博学知古而兴趣高远, 显出与世不同的特性来;因矢志于圣人学者之道而超尘拔俗, 因此难免招致世俗的毁誉, 而作者仍独善其身, 径直前行,“困于今而不知”,“迂阔”之大, 无人堪当比拟。而作者以己“迂”之大, 更进一步、更高一层论述“迂”的含义, 令人心领神会, 议论极为得体。作者以自己虽长期受世人嘲笑, 也绝不苟合世俗, 以至于“困于今而不自知”的坚定态度和忘我精神为例, 心平气和地劝勉对方, 分析利弊,处处为“二生”细心着想, 毫无师长训示晚辈的架子, 反而使人从他为自许自叹中受到教益和鼓舞。因此, 他说“二生”的“迂”和作者的“迂阔”相比,其“迂”甚小,如果“使生持吾言”回故里,那么,“庸讵止于笑乎?”这种慨叹,实际上是以反问的语气鼓励“二生”坚持自己的道路,不必顾虑世俗之人的非难嘲笑。

感慨之后,第三段一开始便照应前文,从正面写赠言之意,仍以“迂”字为中心,极抒笔墨,大肆渲染,“谓予之迂为善,则其患若此;谓为不善,则有以合乎世,必违乎右;有以同乎俗,必离乎道矣。”文中反复突出了二者的矛盾:如果说作者的迂是好的,而黎、安二生担心的正是这个,如果说它是不好的,那么就能迎合世俗而违背古之天理,流于庸俗而悖于圣人之道,其实作者一直在肯定自己“迂阔”的人生态度,也在晓喻黎安二生坚定自己的信念,不为世俗的毁誉困扰,方能有所成就的所谓主人之道。“解里人之惑”和“知古”“志道”是两种不可调合的人生态度,这只能凭一个人的志向去取舍、追求,作者不能越俎代庖,因此作者在阐明二者的高远浅近后,留给黎安二生“择而取之”,同时也以“并示苏君”照应了开头部分提及的由苏轼介绍和作者给黎安二生写赠序的缘起,首尾相应,环环相扣,可谓构思缜密。

本文在写法上的突出特点是递进法,即一层接一层,一层高于一层,层层递进,顺序论述,《古文观止》按云:“文之近俗者,必非文也。故里人皆笑,则其文必佳。子固借迂阔二字,曲曲引二生入道。读之觉文章生气,去圣贤名教不远”。本文通篇以“里人笑为迂阔”一语步步引发,从作文上引到立身行己上去,命题落落大方而论事又细致入微。文章读来似嘲似解,总是自信十足,而以迂阔与不迂阔听人自择,厉中带婉,意尽其意,文尽其妙。通观全篇,“无法不备、无处不切”(《古文笔记注》),文章短小精悍,而内容丰厚,古今并举,涵含颇深。特别是其中论志道知古之说,对读者选择人生的道路仍有启发和借鉴作用。

此文风格虽逊于韩愈、苏轼之文的奇变恣肆,但也自成一格,醇稳质实,广为人们诵读。可见,曾巩名列八家确有其独特高妙之处,南宋理学家朱熹就非常喜欢曾巩的文章。曾巩的文章纡徐百折,转入幽深,能曲尽笔意,从这篇文章就可见一斑。▲

创作背景

这是一篇应黎生之求而写的赠序,写于公元1067年(治平四年)。黎安二生是苏轼写信推荐给曾巩的。安生和黎生一同学习古文运动所批判的骈文,他们从四川拿着自己的文章来京师拜访曾巩,也是“以文会友”之意。不久后,黎生补任江陵府司法参军。行前,曾巩应黎生、安生之请,写了这篇著名的文章。

曾巩简介

宋代·曾巩的简介

曾巩

曾巩(1019年9月30日-1083年4月30日,天禧三年八月二十五日-元丰六年四月十一日),字子固,世称“南丰先生”。汉族,建昌南丰(今属江西)人,后居临川(今江西抚州市西)。曾致尧之孙,曾易占之子。嘉祐二年(1057)进士。北宋政治家、散文家,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,为“南丰七曾”(曾巩、曾肇、曾布、曾纡、曾纮、曾协、曾敦)之一。在学术思想和文学事业上贡献卓越。

...〔► 曾巩的诗(9篇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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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,常道也。其在于天,谓之命;其赋于人,谓之性。其主于身,谓之心。心也,性也,命也,一也。通人物,达四海,塞天地,亘古今,无有乎弗具,无有乎弗同,无有乎或变者也,是常道也。其应乎感也,则为恻隐,为羞恶,为辞让,为是非;其见于事也,则为父子之亲,为君臣之义,为夫妇之别,为长幼之序,为朋友之信。是恻隐也,羞恶也,辞让也,是非也;是亲也,义也,序也,别也,信也,一也。皆所谓心也,性也,命也。通人物,达四海,塞天地,亘古今,无有乎弗具,无有乎弗同,无有乎或变者也,是常道也。

以言其阴阳消息之行焉,则谓之《易》;以言其纪纲政事之施焉,则谓之《书》;以言其歌咏性情之发焉,则谓之《诗》;以言其条理节文之着焉,则谓之《礼》;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,则谓之《乐》;以言其诚伪邪正之辨焉,则谓之《春秋》。是阴阳消息之行也,以至于诚伪邪正之辨也,一也,皆所谓心也,性也,命也。通人物,达四海,塞天地,亘古今,无有乎弗具,无有乎弗同,无有乎或变者也。夫是之谓六经。六经者非他,吾心之常道也。

是故《易》也者,志吾心之阴阳消息者也;《书》也者,志吾心之纪纲政事者也;《诗》也者,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;《礼》也者,志吾心之条理节文者也;《乐》也者,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;《春秋》也者,志吾心之诚伪邪正者也。君子之于六经也,求之吾心之阴阳消息而时行焉,所以尊《易》也;求之吾心之纪纲政事而时施焉,所以尊《书》也;求之吾心之歌咏性情而时发焉,所以尊《诗》也;求之吾心之条理节文而时着焉,所以尊《礼》也;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时生焉,所以尊「乐」也;求之吾心之诚伪邪正而时辨焉,所以尊《春秋》也。

盖昔者圣人之扶人极,忧后世,而述六经也,由之富家者支父祖,虑其产业库藏之积,其子孙者,或至于遗忘散失,卒困穷而无以自全也,而记籍其家之所有以贻之,使之世守其产业库藏之积而享用焉,以免于困穷之患。故六经者,吾心之记籍也,而六经之实,则具于吾心。犹之产业库藏之实积,种种色色,具存于其家,其记籍者,特名状数目而已。而世之学者,不知求六经之实于吾心,而徒考索于影响之间,牵制于文义之末,硁硁然以为是六经矣。是犹富家之子孙,不务守视享用其产业库藏之实积,日遗忘散失,至为窭人丐夫,而犹嚣嚣然指其记籍曰:「斯吾产业库藏之积也!」何以异于是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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